嵇康和阮籍，都是文人墨客，都是竹林七贤，他们都不慕权贵，都不在乎礼法的约束，他们的生活是当时人们向往的那种真是，纯真。
嵇康和阮籍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阮籍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哥哥前去吊唁，阮籍并没有得到安慰，嵇康听说就拿琴和酒到阮籍母亲面前，在当时看来，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但是阮籍看出了嵇康是想要用动听的音乐和美酒来送别自己的母亲。可见二人不被传统礼数束缚，追究更高的生活意境。
谁知道阮籍和嵇康的故事
先说嵇康。以决绝对抗强权，以愤激标榜反叛。
一首广陵绝唱，三千太学生下跪。嵇康他一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戎马性情与文人风骨相交融的特征。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不仅是嵇康生而所有的，也是为了对抗司马政权所不得已采取的手段途径。正如《世说新语》中所载，钟会在司马昭的授意下，面见以打铁为生的嵇康，嵇康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不留情面的回绝了司马政权的试探。为何明明能生，偏偏选择赴死这与嵇康和阮籍的生平不同有关。嵇康是忠实的曹魏政权的拥护者，其妻子长乐亭主为曹操直系后人。其身为名门之后，又曾投身军旅。名门遗风的熏陶，刚毅果敢性格的内驱，让他选择带着一身英气，洒脱而又决绝地，用死亡发泄对黑暗统治的不满。
再看阮籍。以洒脱粉饰踟蹰，以圆融彰显风骨。
“青眼聊因美酒横”就是这个士子展示给世人他希望刻画自己的模样。可是“魏晋气象秋意浓，谁人能解阮步兵”。比起嵇康一生的绝决，阮籍的反叛却是孤寂与苦涩的。年轻的时候，阮籍也是信奉儒家“志尚好诗书”的，入世与入仕的愿景在他在司马氏朝廷做官后就破灭了。对政治现实的不满，让他对现存政权产生了本质的怀疑。他想，自己改变不了就只能无为隐世。明明心存鸿鹄之志却只能终日醉酒吟诗。他只能无声的通过大醉六十天来拒绝司马昭的联姻，酒醉中不知心已至崖边。而让阮籍选择圆滑避世的深层原因是其内心性格的柔软和特定士人阶层的束缚。不同于嵇康出身显荣，阮籍则立足于寒门庶族与名门望族之间，缺少同嵇康视司马氏为窃贼，视自身为曹魏正统般的正义使命感。在阮籍充满苦涩的心中，多少心事，多少抉择，只有其自知。
殊途同归，二者的相遇可谓必然。在阮籍母亲凭吊之时，嵇康以酒琴相扰，与阮籍一醉方休。
纵观二者人生终点，归宿也是一种应然无奈的重逢。在嵇康因替好友“吕安”上书怒斥所谓的“不孝”而获“不孝者的同党”赴死后，阮籍也在皇权的裹挟下于几个月后与世长辞。二者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手段对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进行呼吁与改造，但二者在本质上都被划归到正统的对立面。然而，“礼”教之规、“皇”脉之、“儒”道之显……无论哪一座高山都注定不可能是二者凭借一两声“长啸”就能彻底翻越的。所以，在那个政权更迭频发，政治斗争黑暗的年代里，多少士人披济世之儒衣，于玄学中争渡。竹林间的筱声悠扬是他们对理想与现实抵触的喟叹，木屋旁的觥筹交错是他们对隐世与出山两难的自怜，他们的目标都是为这乱世寻觅到符合心中所想的那泓清泉。
那我们不禁发问——所谓魏晋风度的文化意义在何难道只是一群离经叛道的士人群体不得志的孤芳自赏吗非也。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其散文《魏晋绝响》中所咏叹道——这些在生命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有过他们，是中国文脉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脉的遗憾。诚哉斯言，当我们今天翱翔于思想自由的海洋时，我们不难感叹认每一朵肆意奔腾的浪花背后都隐约瞥见竹林深处那一句句把酒佯狂的 “我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