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摩斯梯尼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是错误的。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最杰出的演说家，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天才作家，共和时期的著名教育家，他所撰写的政治和法律演说辞上百部。
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讨论了雄辩家的定义、雄辩家应具备的条件及雄辩家的培养问题。
演说家的基本素质是天资。首先我认为，天资对于演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从事演说需要心灵和智力的某种迅速的活动。如果有人以为这可以凭技艺获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那一切都是自然的赠礼。
有一种联系更重要，那就是尽可能多地写作。笔是出色的讲演最好的、最优秀的创造者和导师。
任何一篇演说辞都是由内容和语言组成的。取消了内容，语言便不可能有存在的基础。如果排除了语言，内容便会失去光泽。如果没有明确地形成思想，便不可能找到必要的词语修饰；如果没有词语照亮，任何思想也不可能闪烁光辉。
然而这种技艺的力量愈大，我们便愈应该把它与正直和高度的智慧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把丰富的语言表达手段给予了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那么我们将不是把他们培养成演说家，而是把一些武器交给了狂徒。
但愿希望从事演说或写作的人能够从小就获得高尚的培养和教育，充满求知的欲望，具有先天的秉赋，在对一般问题的无数讨论中获得经验后选择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演说家进行研究和模仿，那样他便用不着去求问现今的那些教师们该如何遣词造句，如何使词语华美。
只要内容丰富，那么天性本身只要受过训练，即使没有导师，它也会自动进入演说辞的修饰武库。
西塞罗充分吸收希腊文化成就，结合自己演说的需要，形成了自己“讲究细心加工与自然流畅的结合，行文结构匀称，词汇优美，句法严谨，音韵铿锵”的独特风格。他的文体因此被誉为“西塞罗文体”，代表了罗马文学的最高水平，被后世奉为拉丁文学的典范。他能将讽刺、比喻、比较以及同义语等，用非常简练、明快、优美、动人的词汇巧妙地组合起来，使自己的演说跌宕紧凑，犹如高山流水，欢畅清澈，雄壮有力。因此，每当他出现在罗乌的法庭、元老院、公共场所进行演说时，总能获得听众的欢呼。他向听众呼吁热情友好，对政敌攻击尖刻粗鲁，用的都是轻快而流畅的语言，形式虽不免流于矫揉，但对于激发听众的情绪显然十分有效。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众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就不惜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他的演说风格被后世一些作家奉为典范。也正是由于西塞罗将演说辞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因此对拉丁散文和拉丁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作品不仅在意大利影响深远，而且在英法等国也广为流传，出现了不少信仰者和爱好者。西塞罗不愧为西欧文化史上一位语言巨匠。
作为演说家和散文家，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有58篇演说辞，12部政治、哲学著作。他的演说文辞优美，句法谨严，音韵和谐，说理透彻，说服力强，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有利的方面。西塞罗的演说辞、修辞学著作和政治哲学论文对罗马演说艺术和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对拉丁文学语言的形成和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的演说风格也被后代欧洲很多作家奉为楷模。
这篇演说辞的结构是很有逻辑性的。首先是首尾呼应，开篇的“内心燃起”“伟大希望”与篇末的“遍地燃起自由的希望”两相呼应，使通篇题旨一气、文脉贯通。演说的主体部分先是对渥大维的赞美，后是对安东尼的抨击，接着落实到对罗马人奋起维护共和的呼唤，文势所趋，水到渠成。
爱憎分明、情感强烈都是这篇演说辞的特色，但让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它呼告语的使用。全篇使用“罗马人”的呼告语，震撼人心，发人警醒。对安东尼的呼告也是如此。这不仅起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作用，也调动了听众的情绪，试想，在这种急促有力的呼告之下，听众怎么能不聚精会神？这种演说技巧，后代丘吉尔等人的演说辞中也多有借鉴。
另一个特点是文体运用之妙。在称赞渥大维的两段，演说者极尽铺陈之能事，众功皆归于他，文气舒徐，文意婉转，文辞雅致；而抨击安东尼的两段则不是诘问就是论定，犹如判决甚至诅咒，文气急促，文意迭宕，文辞也直白了许多。两相对照，演说者的爱憎纤毫毕显，听众也必然为其倾向所牵引，以其爱憎分明，效果鲜明。
古罗马作家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的演说按照修辞程式组织材料，词汇丰富，句法考究，讲求妥帖排列从属子句，局部之间要求对称，以累积说服力量，而在句尾特别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