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毕飞宇的书《小说课》中，“走”与“走” -- 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一章。 我们先来谈林冲。用金圣叹的说法，“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金圣叹也评价过“上上人物”李逵，说“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这句话道出了李逵的先天气质，他是不会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的，他要做他自己。在小说的内部，李逵一路纵横，他大步流星，酣畅淋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李逵“天真烂漫”，他是天生的英雄、天然的豪杰、天才的土匪。林冲却不是，林冲属于日常，他的业务突出，他的心却是普通人的，这颗普通的心只想靠自己的业务在体制里头混得体面一些，再加上一个美满的家庭，齐了。 林冲和李逵是两个极端，李逵体现的是自然性，林冲体现的则是社会性。和李逵相反，林冲一直没能也不敢做他自己，他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因为纠结，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负能量，所以，林冲是黑色的、畸形的、变态的，金圣叹说他“都使人怕”，是真的。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要说，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李逵和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在《水浒》当中，最难写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天真、旷放和力必多，它考验的是放；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社会认知、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它考验的是收。 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说当中同时完成这两个人物，我敢说，哪怕施耐庵算不上伟大，最起码也是一流。 林冲在本质上是一个怕事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技术干部，他后来的一切都是被社会环境所逼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逼上梁山”。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从一个技术干部变成一个土匪骨干，他一路是怎么“走”的？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写他的这个“走”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施耐庵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力。 这个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林冲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宣布，林冲这个人被写坏了。 林冲的噩运从他太太一出场实际上就已经降临了，这个噩运就是社会性，就是权贵，就是利益集团——高太尉、高衙内、富安、陆虞候。应当说，在经历了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等一系列的欺压之后，林冲的人生已彻底崩溃，这个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林冲的人生崩溃了，这个怕事的男人依然没有落草的打算。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是做一个好囚犯，积极改造，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可林冲怎么就“走”上梁山了呢？ 两样东西出现了，一个是风，一个是雪。 我们先来说雪。 从逻辑上说，雪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正因为有雪，林冲才会烤火，林冲才会生火，林冲在离开房间之前才会仔细地处理火。 施耐庵在这个地方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这样细致的描写给我们证明了两件事：A，林冲早就接受了他的噩运，他是一个好犯人，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地改造他自己；B，这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件事情，草料场的大火和林冲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想陷害林冲，严格地说，不是陷害他，是一定要他死。 第二，正因为有雪，雪把房子压塌了，林冲才无处藏身，林冲才能离开草料场。 某种意义上说，雪在刁难林冲，雪也在挽救林冲，没有雪，林冲的故事将戛然而止。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来谈风。 风的作用要更大一些。 第一，如果没有风，草料场的大火也许就有救，只要大火被扑灭了，林冲也许就还有生路。 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第二，如果没有风，林冲在山神庙里关门的动作就不一样了。对林冲来说，如何关门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先来看小说里头是如何描写林冲关门的：入得庙门，（林冲）再把门掩上，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林冲其实已经将门掩上了，但是，不行，风太大了，关不严实。怎么办？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林冲的力气又大，几乎都不用思索，林冲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靠在了门后。不要小看了这一“靠”，这一靠，小说精彩了，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高潮。为什么？因为陆虞候、富安是不可以和林冲见面的，如果见了，陆虞候他们就不会说那样的话，林冲就不可能了解到真相。换句话说，小说顿时就会失去它的张力，更会失去它的爆发力。是什么阻挡他们见面的呢？毫无疑问，是门。门为什么打不开呢？门后有一块大石头。 门后面为什么要有一块大石头呢？因为有风。你看看，其实是风把陆虞候与林冲隔离开来了。 现在，这块大石头不再是石头，它是麦克风，它向林冲现场直播了陆虞候和富安的惊天阴谋。这块大石头不只是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阻挡开来了，同时，这块大石头也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联系起来了。它让林冲真正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他其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头的逻辑关系： 林冲杀人——为什么杀人？林冲知道了真相，暴怒——为什么暴怒？陆虞候、富安肆无忌惮地实话实说——为什么实话实说？陆虞候、富安没能与林冲见面——为什么不能见面？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门后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需要大石头？风太大。这里的逻辑无限地缜密，密不透风。 有没有人举手要问问题？没有。那我就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刚才不是说，林冲的噩运是社会性的么？林冲在他的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么？那好，问题来了，雪和风并没有社会性，它们是纯天然、纯自然的，自然性难道不是偶然的么？ 这个问题虽然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还是要说，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说，在这里， 雪和风都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偶然的 。 即将证明这个观点的不是我，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他叫李小二，也就是在东京偷了东西被林冲搭救的那个小京漂。因为开酒馆，小京漂在他的小酒馆里看见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尴尬人”，因为“尴尬”，李小二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林冲，林冲一听就知道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就是陆虞候，为此，林冲还特地到街上去买了一把尖刀，街前街后找了三五日。 问题出在第六日，施耐庵明确地告诉我们，是第六日。第六日，林冲的工作突然被调动了，他被上级部门由牢城营内调到了草料场。林冲刚刚抵达草料场，作者施耐庵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交代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气象，作者写道：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来。在小说里头，我们把这样的文字叫做环境描写。现在我反过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作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一段环境描写？对，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联系到上下文，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在过去的六天里头，被李小二发现的那两个“尴尬人”其实一直都藏在暗处，他们在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等待。 等什么？等风和雪 。他们不傻，大风不来，他们是不会放火的，没有大风，草料场就不会被烧光，他们就不能将林冲置于死地。你说说，两个心怀鬼胎、周密策划、等了六天才等来的大风雪是自然的么？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风来了，雪来了，林冲的工作被调动了，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的，一切都是必然。 别林斯基说：“ 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草料场被烧了，林冲知道真相了，林冲也把陆虞候和富安都杀了。事到如此，除了自我了断，林冲其实只剩下上梁山这一条道可以走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在林冲酣畅淋漓地杀了陆虞候、富安、差拨之后，立马描写林冲的行走动态，立马安排林冲去寻找革命队伍。这样写是很好的，这样写小说会更紧凑，小说的气韵也会更加生动。但是，施耐庵没这么写，他是这么写的——（林冲）将尖刀插了，将三个人的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胳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头去。这一段写得好极了，动感十足，豪气冲天，却又不失冷静，是林冲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冷静。这段文字好就好在对林冲步行动态的具体交代：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去。我想说，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的眼睛滑落过去，一个不会读小说的人是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妙处的。 林冲为什么要向东走？道理很简单，草料场在城东。如果向西走，等于进城，等于自投罗网。这句话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林冲这个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变态，太变态了。虽然处在激情之中，一连杀了三个人，林冲却不是激情杀人。 他的内心一点都没有乱，按部就班的：先用仇人的脑袋做了祭品，再换衣服，再把酒葫芦扔了，在他扔掉酒葫芦之前，他甚至还没有遗忘那点残余的冷酒。“可怕”吧？一个如此变态、如此冷静的人会怎么“走”呢？当然是向东“走”，必然是向东“走”。小说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是施耐庵也改变不了林冲向东走的行为。小说写到作者都无法改变的地步，作者会很舒服的。 在这里，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靠“东”这个词支撑起来的。 所谓“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这四点在这个“东”字上全都有所体现。 我们常说文学是有分类的：一种叫纯文学，一种叫通俗文学。这里的差异固然可以通过题材去区分，但是，最大的区分还是小说的语言。《水浒》是一部打打杀杀的小说，但是，它不是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它是真正的文学。只有文学的语言才能带来文学的小说。那种一门心思只顾了编制小说情节的小说，都不能抵达文学的高度。没有语言上的修养、训练和天分，哪怕你把“纯文学作家”这五个字刻在你的脑门上，那也是白搭。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这个在座的都知道。联系到林冲这个人物来说，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 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梨园行当里头有一句话，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这句话说尽了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林冲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却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不想“走”的，然而，又不得不走。在行动与内心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对立的力量。如此巨大的内心张力，没有一个男演员不害怕。
席勒化：席勒是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剧作家,席勒化是指创作中以抽象理想代替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创造倾向.以此相对应的是莎士比亚化,即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德国作家中最富于政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
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
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
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特殊性。
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出生长大，18岁时与安妮·海瑟薇结婚，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孩子：苏珊娜、双胞胎哈姆尼特和朱迪思。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多年期间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之一，后来改名为国王剧团。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3年后逝世。
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的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早期剧本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在16世纪末期达到了深度和艺术性的高峰。接下来1601到1608年他主要创作悲剧，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操，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包括《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被认为属于英语最佳范例。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开始创作悲喜剧，又称为传奇剧。
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他的戏剧有各种主要语言的译本，且表演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戏剧家的作品。
席勒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创造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莎士比亚化”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创作规律的形象化表述，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世界观对莎士比亚创作经验和创作特点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针对人物塑造的席勒化而言，席勒人物性格单一，主题概念先行，具有教育意义，但艺术价值不高。莎士比亚化人物塑造性格丰满，既具有逻辑性、又有戏剧性性格复杂多样，充满发展变化。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
文艺美学研究·席勒式
这是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他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提出的一个说法。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这封信中针对拉萨尔在剧本的观念图解式，向他说： “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从马克思的原话中清楚可见，所谓席勒式主要是指在作品中缺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只追求抽象的时代精神，以致人物变成了这种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里既有对席勒戏剧缺点的揭示，更有对拉萨尔对这种缺点恶性发展的批评。马克思所维护的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规律，反对的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化的倾向。
席勒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他的剧作影响很大。恩格斯说他的剧本《强盗》， “歌颂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 《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席勒的剧作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剧本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合生活逻辑、让人物宣讲作者政治理想、缺乏性格真实等等。这表现在上述两个剧本中是明显的，在《唐·卡洛斯》中更为突出。这种创作结果是席勒的美学思想的必然产物。他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认为， “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天性这种和谐的竞争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诗人的任务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表现理想。”席勒就是重在表现观念理想的，强调用主观方式写作，这给他的作品增强了抒 *** 彩和动情效果，但有时也影响了社会历史真实性。当然， “席勒式”不是指席勒的全部作品的全部特点，而仅仅在指创作中一种偏向，在接触席勒作品时，如果不是特别喜爱这种偏向，那席勒还是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的。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济金根》作者拉萨尔，他对席勒特别偏爱，而且把他的剧作中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当作成功的艺术经验加以标榜，并且变成自己写作剧本的指导原则，以致最后写出了比席勒还席勒化的《济金根》。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席勒式”，与其说是揭示席勒剧作的缺欠，还不如说是批评拉萨尔的观念图解方式更为确切。
拉萨尔在写作《济金根》时，他把济金根作为“普遍精神”的“化身”，并描写了这个抽象的观念， 于是没落的必然要灭亡的反动骑士阶级，被写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并企图以十六世纪骑士起义的失败，比附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认为都是“智力过失”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实际是同情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并为现实中的背叛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
在拉萨尔的“席勒式”倾向中，他的“悲剧观念”是图解的思想基础。拉萨尔认为： “革命力量是在于革命的狂热，在观念对自己本身的强力和无限性的这种直接信赖。”据他解释说， “狂热”就是“忽视有限的实行的手段和现实错综复杂的困难”，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狂热”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深入到现实错综复杂中去，必须借助有限的手段转入行动”。拉萨尔又认为“狂热”在转入行动时，很容易与“有限手段”搅在一起，委身这种手段，这时“狂热”就要“遭到破灭”。拉萨尔把“狡智”看作是“有限手段”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他得出结论说：“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任何真正的历史专家都应该同意这一点——都是碰到这种狡智而垮台的，或者至少是一切企图专靠这种狡智的革命都遭到了失败。”其实，拉萨尔的这种悲剧观念，是他背弃对于历史运动进行科学分析，所凭空捏造的悲剧模式，其性质属于唯心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然而拉萨尔的谬误，不仅在于他的关于写作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还在于他抱定这个观念不放，在历史的现实的革命运动面前，削足适履地让历史和现实适应他的悲剧观念，并以现实为牺牲品，用歪曲的形象图解他的观念——实际是演绎他“先行”的悲剧主题。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剧本，肯定它的矛盾冲突是可以成立的，但却否定了主题。因为，十六世纪骑士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起义和当时伟大的农民战争，这两种“国民运动”，前者反教会、反诸侯，后者全面地反对封建制度，形成了与封建阶级的广泛的社会矛盾，而这两种斗争的结果如恩格斯所说： “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剧本的“悲剧性的冲突”，但却认为为作者“所选择的主题”，并不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也就是说，拉萨尔描写十六世纪错综复杂的封建社会的矛盾斗争的情节设置，虽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剧本并不是从这个实际社会矛盾中，提炼出事态应有的主题意义，而是用他的超历史超现实逻辑的悲剧观念为主导思想，拉来济金根以为图解，说明“革命的狂热”委身于“狡智”， “狂热遭到破灭”， “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是一切革命的中心点，叫人承认剧本的这一唯心主义宗旨。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不是剧本接触的十六世纪的社会矛盾冲突事实中所包含的主题，也不是1848至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中所能开掘出的主题，它完全是拉萨尔的“幻想”。马克思批评了拉萨尔违背历史逻辑确定的“主题”，指出，拉萨尔借剧中的人物引发主题，以为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这乃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幻想。实际上是席勒的表现理想的倾向一种更为观念化的表现。
席勒是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剧作家，席勒化是指创作中以抽象理想代替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创造倾向。以此相对应的是莎士比亚化，即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
马克思以“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将西方戏剧创作的两大家分别作为两种戏剧模式的代表,似乎两者水火不可相容。他是在18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这个命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