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臧仲伦教授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大雷雨》、《切尔卡什》等等，总计约一千万字。另有二百五十万字的译作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出版或尚待发表。此外，臧先生还分别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它们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二百五十万字。法国文学翻译家北大教授闻家驷先后参加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条目的编写工作。翻译出版了《雨果诗选》、《雨果诗抄》和《红与黑》。闻家驷先生的这些成果对后人的教育和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4年，《地下室手记》，孟祥森译，书华出版1995年，《地下室手记》，伊信、蔚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地下室手记》，陈尘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地下室手记：中短篇小说集》，陈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关键词：巴赫金 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 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荆州，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专业方向为文艺学，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著有《人文之维――文化冲突中的人文学科与人文重建》、《中国巴赫金接受史》（博士论文）、《长江文艺》系列访谈“湖北作家访谈录”及论文若干。 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325室 邮政编码：200020 电话：021-53825031 Email: zjuncyu@163.com一、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入 刘康在其《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说道：“今天，人们一提到巴赫金，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理论。很多时候，巴赫金被认为是一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专家，或是一位‘复调小说’的理论家。” 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联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 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围绕着这一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苏联文学》该年推出纪念专辑，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小说，发表了几篇国内学者对陀氏的评论，在其他报刊杂志上，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巴赫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中国的。在这些评介文章中，有两篇涉及到了巴赫金。稍早一点的是夏仲翼发表在《苏联文学》1981年1期上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巴赫金，但在论述陀氏窥探人的心灵的艺术远远超过西欧心理小说的成就时，夏仲翼对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做了最为概略的介绍：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陀氏长篇小说的这个特点就造成了有些研究家们称之为‘复音调小说’的基本特征。 同时，在对“复音调小说”作注的时候，出现了巴赫金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另一篇略晚的是关山在《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文章正文中出现了“巴赫金”： 二十年代，苏联曾经出现了一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朱可夫、托马舍夫斯基、巴赫庭、别尔契可夫。……巴赫庭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一书。 这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巴赫金”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式报刊上的情况。尽管在此之前，巴赫金以及他的著作肯定以原著的形式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学界肯定以阅读原著的方式接触到了巴赫金和他的思想， 但是，将之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让它正式出现在本国媒介上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标志着接受活动的“浮出地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确立了巴赫金登陆中国的最初形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的巴赫金。 巴赫金的最初引入揭示了接受史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意外。所谓“意外”既指在接受初期，接受者对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共识而出现的一些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又指巴赫金日后在中国所拥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接受者最初的意图。第一，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在最初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最初译介巴赫金和他的作品时也出现了“译名混乱”现象，如“巴赫金/巴赫庭”、“复音调/复调” 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从译介者参阅的材料来看，似乎两人参考的版本不太一样，夏仲翼明确注明了参考版本，是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出的第4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而关山则很可能参考的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第1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尽管如此，夏仲翼在随后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时，又将之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这种译法一度流行了好几年，直到白春仁、顾亚铃1988年的三联书店版的译本才最终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国内通行译名）。第二，巴赫金是搭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车进入中国的。作为最初的译介契机，是国内学界对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的兴趣，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经典判断”的新鲜见解的兴趣。关文中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神话”说不吝篇幅、夏文则对巴赫金的“复音调小说”情有独衷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第三，巴赫金及其作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夏文中，巴赫金还被淹没于“有些研究家们”之中，关文虽然将他与另外一些苏联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但当巴赫金被定位为20年代的陀氏研究代表学者之一时，巴赫金并没有被认为是最有名或最独特的，或者说，在20年代得到公认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卢那察尔斯基，更不用说巴赫金在60年代修订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引起更大的轰动这些情况都还未纳入译介者的视野。还有第四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所保留的观点被译介的。在夏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艺术中采用类似音乐中赋格曲的复调形式大大丰富了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度”，但另一方面马上又紧接着评论道，“但这一点暂时还颇有争论，因为传统小说严谨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还更完整些。而且，十九世纪末沙俄社会末世景象里产生的这一复调形式究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目前还很难预卜。” 其中的保留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最初译介巴赫金时，似乎并没有想到日后巴赫金会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理论大师并为国人所瞩目，最初的接受者的用意可能仅在于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深化。因此，由于这种“意外”，使得中国第一批接受巴赫金的接受者无一例外都是俄苏文学研究者，很多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这种“意外的收获”一方面基本确立了巴赫金在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巴赫金接受者的格局。而且，这种形象和格局在次年及随后的几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复调的突显：《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译介与中国的陀氏研究 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鉴于陀氏作品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和争论，全面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更多国外陀氏研究的观点成为国内学界的需要。重译一向被视为“反动小说”的《地下室手记》、翻译颇有争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第一章，显示了《世界文学》意欲将陀氏研究引向深入的努力。同时，这一事件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 夏仲翼最大的贡献是对“复调小说”的译介。如果说一年前夏仲翼的《窥探心灵的艺术》中对复调小说的介绍还点到即止的话，那么，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以及他对《诗学》第一章的翻译应该说是中国接受者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先看夏仲翼的介绍。首先，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译介是为了解决陀氏研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陀氏一向被视为“残酷的天才”，他的艺术成就无人敢否定，但其思想倾向则颇遭人非议。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这一问题事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评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忠实写照，是作者在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照这样的理解，《地下室手记》只是一场政治论争的失败者和反面材料。”另一种方法就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解：“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因此，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 将主人公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相剥离的目的正在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进行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夏文的介绍在此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现象”（在此并不是说夏读“错”了，这也不失为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一种“读法”，因此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误读”）：就巴赫金“原意”来说，复调小说的提出“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巴赫金还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主要是研究他的作品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思想性的问题一时很尖锐，这就掩盖了他的艺术视觉中那些较为深藏而又稳定的结构因素。” 正是因为如此，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问题时首先是将陀氏作为艺术家而非哲学家或政论家进行的。但是夏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却首先是为了解决对于陀氏思想的评价问题，其次才是对于陀氏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一错位，使得中国的接受者往往有意识地将复调与陀氏的作者立场、作品的思想内容相联系，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时重要的思维模式，日后所形成的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皆缘此而来。第二，夏文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做了初步的介绍。夏文确立了巴赫金作为复调小说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指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文学批评家米・巴赫金”。接着，介绍了复调的基本概念、复调小说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的区别、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所具有的独立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还概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五章的基本内容。但是，夏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地下室手记》。因此，更多的篇幅在于介绍关于《地下室手记》及其评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就是作为陀氏研究的“多声部”中的一个声部被介绍进来的，所谓“聚讼百载，莫衷一是”即此真实写照。与前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一样，虽然夏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非常新颖，但多少在介绍中还持着保留态度，或者说一种不太肯定的态度，文中多次使用“似乎”一词透露了这一点。“在所谓复调小说里似乎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分属于书中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的声音被表现为一种似乎超脱作家意识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外在之物。”（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译介者的自我意识嵌入渗透进译介对象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夏文已经意识到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价值并非仅局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意识到巴赫金理论的独立性。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末尾，夏仲翼发挥道，“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 夏仲翼的这一观点预示了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日后独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必然发展。 再来看夏仲翼的翻译。夏译的第一章成为中国早期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版本。直到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的全译本出版，夏译一直在国内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文章中保持了较高的引征率。但是，夏译即使是第一章也并非一章的“全译”。仔细比较，不难发现，夏译对原文删改了两个注释：一个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一个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而做的注释。夏译删掉了“只是到了本书的第四章，我们才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传统问题，亦即历史诗学问题” ；一个巴赫金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做的注释：“A・B・卢那察尔斯基此文最早刊载在《新世界》杂志1929年第10期上，后曾多次再版。我们的引文据《俄国评论界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03―429页。A・B・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是就拙作（M・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1929年）第一版问世而写的。” 前一个删节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使第一章具有相对完整性，尽量不与其他几章相联系，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历史维度的缺失”，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复调小说，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成为与此前一切传统小说相对立的存在物，由于这一删节，国内在接受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一度以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只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的，而对巴赫金在第四章中对复调小说与梅尼普体、狂欢节化关系的历史溯源式探讨并未在意。 。后一个删节删去了巴赫金写作时的复调语境。由于巴赫金的这部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历经数十年，因此，这使得巴赫金在进行修订的时候有条件面对评论界对初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意见。在通行的第4版中，既有1版所包含的核心观点，又有后人对之的评述，同时又有巴赫金对后人评述的反驳以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的扩充和修正。这就使得巴赫金的《诗学》本身也是“多声部”的，本身也是一种“对话”的产物。这一删节，实际上把巴赫金的《诗学》“独白化”了。尽管夏仲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也提及《诗学》“1929年出版，书于1963年经作者修订改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再版，目前已出到第四版”，但是1版与4版间的差异以及4版中的这种“多声部”现象直到钱中文与黄梅的争论之后才引起中国的接受者注意 。 1988年，由白春仁、顾亚铃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取代了夏仲翼的译本，成为国内权威的中译本。该译本在并入《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时没有做任何修改，保持了译本的原貌，这在《巴赫金全集》的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随着《诗学》的译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作用。从此，巴赫金和复调小说成为陀氏研究中一座绕不开的山峰。在这一过程中，以夏仲翼为代表的“媒介者”开始让位于越来越多的从事陀氏研究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有的阅读夏仲翼的译文，有的同时参阅巴赫金的原著，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复调小说”问题与巴赫金思想展开了对话，各接受者的相互阐发共同推进了中国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程度。 不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于中国的陀氏研究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程度特别对当事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断裂的存在）是一种“延续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有意进行了一种理论的嫁接，努力将之纳入当时主流的阐释框架，突出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意义，从而，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这种“延续式接受”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特点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 。夏仲翼直接引用了巴赫金的原话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明；钱中文在引用了同样的话之后，一反巴赫金对第三点的强调，而把论述的重心转到了前两点。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同时被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引征，这也不能不说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 ，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以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 ，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 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阐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20年代写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年代以后关于对复调的评述观点一一再加以评述，这实际上是与“后来者”进行的一种对话，基尔波金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格罗斯曼的文章更晚，在1959年。由于对巴赫金《诗学》本身的“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使得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的理论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看法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对于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来说则是相当重要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能不能不变形、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金的第一站。由于接受者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 三、走出“别车杜”：巴赫金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潜在性影响 由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论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此，整个复调小说理论更多地是从艺术思维革命（“复调型”）和艺术形式创新（“复调小说”）方面来谈的。当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引入中国之后，直接作用于“现实主义诗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世界观、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观念长期以来都沿用的是苏联的模式，从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列宁、斯大林，从高尔基到卢那察尔斯基，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长期以来（从20年代的俄苏到80年代的中国）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最后都落脚到他的基本出发点上：诗学问题。其实，也许当时的接受者没有想到，正是巴赫金这种有意的忽略和绝对化的表述，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产生了影响。 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其实是以“别、车、杜”的社会学批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方式。这一点，即使是当事人可能也没注意到，他们也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所篡改了的“伪现实主义”话语的批判上面，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为了反对“伪现实主义”而重提“别、车、杜”，力图借此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色。因此，通过陀氏，巴赫金与“别、车、杜”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在各自阐述对陀氏研究的有效性的过程中，两者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首先，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研究对象来说，陀氏作为别、车、杜的同时代人，就与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上发生过面对面的交锋。当陀氏最初创作出了《穷人》时，别林斯基曾给予高度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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