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事实是学科科学这个东西完全是欧洲的产物，除了欧洲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生发出学科科学的——清以前没有发展，清以后也没有退步。当然，因为学科科学的标准是欧洲人制定的，但是学科科学在以其方式认知自然的巨大威力所有文明的人都能感受到，也导致现在全球所有文明传统的人都接纳了这一欧洲传统。那么，题主所提问题，实际上只能依赖于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科科学原发自欧洲？学科科学大致依赖于几样东西：第一，认为自然世界存在人类可以认知的客观规律，不是完全神秘不可测的；第二，完整的逻辑体系，让因果论述有规章可循，以及由此而来的演绎方法；第三，相关的，合理的归纳法的存在，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经验主义哲学；第四，实验思维；第五，数学的开发和使用，尤其是几何和解析几何——科学的入门总是天文学和力学，几乎概无例外，因为观测材料清晰可见，规律明显，适用于根据观测所得数据总结简单的数学规律。至于技术发展水平啊、对自然界的探索知识有多少啊，关系并不大，几乎无关。中国传统上只有这五个因素中的一存在，三部分存在，其余三个部分基本不存在。第一因素，对自然中的客观规律可认知的信仰，其存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特点和优势，也是20世纪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东亚诸国比其其他宗教传统的亚非拉地区都更好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实现了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有关系。第三因素，中国文化具有朴素的经验主义特点，也和这一点有关。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成熟的逻辑体系——第二因素，这也导致了中国不能产生欧式几何那样具有逻辑体系的几何学——严重影响了第五因素的发展。至于第四因素，实验思维，是第二因素逻辑演绎体系和第三因素归纳法和经验主义哲学结合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逻辑演绎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古代的智者并不能摸索出清晰的实验设计方法，虽然粗糙的和下意识的实验思维一定存在，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很多杰出发现发明，特别是在中医领域里古人所发现的有效问题解决方案。而欧洲可以产生成熟的逻辑体系和演绎法，以及以几何和解析几何为基础的数学，和古埃及（有可能还有两河）——古希腊传统极为有关。几何学被认为发端于古埃及人对规律泛滥过后的尼罗河两岸土地的测度，而逻辑产生于古希腊，恐怕和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不无关系——古希腊众多城邦的政治体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具有相当的参与性，参与者需要就各种问题进行辩论得到决策，而为了种种目的进行自我宣传与辩护的行为也颇为常见；修辞学——并非仅仅关于华丽辞藻，而是关于怎样有效阐述观点、劝说他人——在古希腊如雅典等城邦被视为重要的技能，并被罗马人所继承。一旦存在辩论，谁所言为真就成为格外重要、且需要尽可能公平决断的问题，对公证客观的思维标尺的需求恐怕就导致了逻辑学的发生发展。而中国古人的重大决策呢，商人重巫，还是如全世界神权政治常见的为迷信色彩所笼罩，不可能为逻辑提供发展基础；周人重礼，思维往往有很多条条框框，往往判断是非对错更看重谁说的而不是说的什么，本来很有道理的话往往还需要用一些额外的说辞来让自己显得义正言辞、不容置疑，当然歪理邪说也这样包装，这样就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更强调悟性而非逻辑的特点——聪明人一眼可以看出真话鬼话里有价值有分量的东西，蠢人被迷糊了也理所当然呗，中国古人并不指望发明一个傻瓜都能用来判断是非的工具。当然，具体到科学思维的发展，还和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经院神学有密切关系，很多基础的科学观念都来自于基督教神学家的哲学思辨，比如托马斯阿奎那从伊斯兰（可能还有同时代犹太教）神学家那里引入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的因果学说，比如唯名论唯识论之争带来的归纳法的进展，等等。很粗糙地讲，自然科学的祖父祖母是古希腊哲学和几何学，而自然科学的父母则是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和开始脱离教会控制、试图建立民族国家的王公贵族的宫廷和大学，这些东西，中国都没有。所以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科学，虽然中国人有一些很伟大的研究自然的观念，并不能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