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是否已经到来？
一、工程师红利的威力：助推经济转型
所谓工程师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的工程师人口数量庞大，为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创造有利的人才条件，实现经济高速高质量增长。从定义延伸，工程师红利的释放，至少要两个条件：
1.受高等教育劳动者数量众多，
2.一个国家有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的时机和需求，比如已初步实现工业化，有从低向高迈进的紧迫性。
本质上，工程师红利是一种智力红利，在经济转型中作用很大，日本就是一个享有工程师红利而成功转型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出于冷战需要，美国扶持日本，同时，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为美国补给站，经济迅速修复，此后20年，GDP以年均10%高速增长，到1960年代末，日本的GDP仅次于美国(不计苏联)，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按照当时世界银行标准(1,000美元)，日本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高增长后都会遇到瓶颈，日本也不例外。1970年代初，日本工业经济持续收缩、投资占GDP比重下滑，经济增速回落。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外贸结构单一、增长后遗症显现、石油危机冲击，转型迫在眉睫。
为此，日本制定转型战略，坚持出口导向，改造升级旧产业，大力扶持新产业。此后十年，旧产业占比回落，新兴技术产业，如电子、机械、汽车，占比显著提升，并逐渐成为支柱，日本也逐渐从劳动密集转向技术密集。
此过程中，国家战略、政策引导固然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其源源不断的工程师供给。
日本是全球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早在1930年便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到1965年，平均每10万人就有一所大学。
1960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学人数/适龄人口)仅为10.3%，落后美国21.2个百分点，而到1975年，数字增至38.4%，与美国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同时，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政策重点是优先为经济服务，大量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流入技术领域，加上日本国民的勤勉以及工匠精神，源源不断地助推经济转型。
1975年，日本经济增速触底回升，此后更一路延续至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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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代，日本GDP已接近美国一半，并在半导体、电子、工程机械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逼近甚至领先美国，成为美国惧怕的竞争对手。
1984年，日本人均GDP增至10,984美元，按当时世界银行标准(10,650美元)，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
相反，同样取得经济增长和实施转型的阿根廷，最后却一败涂地。
二战后，坐拥丰富资源和人口红利的阿根廷，经济稳步增长。到1962年，已实现初步工业化，人均GDP达到1148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同时，发展瓶颈也渐现。
然而，和日本坚持出口导向不同的是，阿根廷谋求转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即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减少对外依赖。
这个初心是好的，但要成功，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阿根廷并不都具备，尤其是人才，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品，意味着要加大技术投入，工程师人才必不可少。
然而，生性浪漫的阿根廷人其实十分慵懒，加上当时政府为讨好民众实施过度高福利，自然资源出口赚大钱，国民感受不到转型压力，也不愿投入枯燥难懂的技术研发领域。
同时，阿根廷的高等教育效率也十分低下，尽管1950年代实施开放招生政策，即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入学，但在国立大学完成学位的学生不足20%，即使私立大学，也只有30%，其中三分之一的国立大学中，有8成的学生自行退学。
换言之，阿根廷大部分的所谓大学生，不过是到大学溜达一圈便走了，毕业文凭都没拿不到，更别指望他们会投入到技术、研发领域。
最终，进口替代战略无疾而终，投入都打水漂。
而更要命的是，由此战略衍生出的对外国商品征高关税的政策，受到外国报复，它们同样对阿根廷出口的资源型产品征高关税，导致阿根廷商品价格暴涨，失去竞争力。出口受阻，赚取外汇的发动机也熄火了。
内外交困之下，阿根廷政府却一再作死，为保政治地位，继续以高福利讨好选民，不惜大印钞票，杀鸡取卵，昏招不断，最后造成严重通胀，经济剧烈波动，民粹横行，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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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十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区间(1,000-12,000美元)，难以突破，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日本和阿根廷，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固然有天时地利之别，但人和或更重要，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工程师红利成为它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转型难题，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史中，被反复证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是，走科技创新之路。现在，中国同样处于转型十字路口，是如日本依靠科技创新成功突围，还是瞎折腾沦为阿根廷，关乎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
毫无疑问，要想突破，走科技创新之路已是为数不多的选择。而要走得通，除了宏观大环境的因素外，关键还得看我们是否具备工程师红利。
二、中国是否具备工程师红利？
前文提到的工程师红利两个条件，第一个中国已具备。
从1999年大学扩招实施以来，大学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2000年，中国本科毕业生不足100万，硕士毕业生不足10万，到2017年，数字分别增至近800万和60万。过去10年，中国培养了7,000万本科生和500万研究生，其中有一半是理工类，位居全球首位。
同时，大量留学人员归国正成为趋势。根据2018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数据，过去40年，中国有519.49万人出国留学，其中313.20万人学成归国，占比为83.73%，比例较5年前增长10%，仅2017年，就有48.09万归国，创历史新高。
留学人员回归，除了响应国家号召，更重要是国内发展空间大，国家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企业的求贤若渴。
现在，中国的工程师人数已经冠绝全球，人才积累雄厚，而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中国的工程师劳动成本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以软件工程师为例，美国著名招聘网站glassdoor显示，美国软件工程师平均年薪为104,463美元，月均8,300美元，折合人民币53,000元，而据职友网的数据，中国软件工程师的平均月薪只有9,580元，足足相差5倍之多。
第二个条件，中国同样具备。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而随着传统劳动力红利的消退，低端制造产业逐渐丧失优势，国家有着强烈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需求。
有人才，有动力，一系列成果的获得也证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正在逐步释放。
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科学权威杂志Nature2017年的评测，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居全球第二，仅落后于美国。而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 论文引用率，2017年我国的国际论文引用率较2016年增加29.9％，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PCT专利的申请量跃升全球第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中、日分列PCT专利申请的前三位，申请数量为56,624件、48,882件、48,208件。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美国的增速只有0.1%，中国则高达13.4%。
中国的部分科技企业已具备世界竞争力。在通信、互联网、高铁、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诞生一大批像华为、大疆、腾讯、阿里、比亚迪(002594,股吧)等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企业。
毫无疑问，中国是具备工程师红利的，这一红利的释放将帮助国家走上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引领中国下一个十年。
三、工程师红利最可能释放在哪个领域？
说到高科技的发展，名目繁多，莫衷一是。尤其是今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我们在芯片领域的软肋一览无遗，同时也激起大力发展芯片等尖端科技的呼声。
不过我认为，智能制造或是我们最应该重点发展，也是工程师红利最可能释放的领域。
首先，制造业是中国立国、强国和富民之根本。过去40年，中国承接大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截止201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0%，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的产业，承担8,000万人口就业，还牵涉到国防安全。
其次，中国经济急需脱虚向实。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债务驱动，造成基建和地产过度发展，留下巨大债务和金融风险。现在，债务驱动难以为继，要想前进，只能回归实业。
第三，智能制造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智能制造着力提升生产力，用机器代替人进行生产，不仅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效率还会十倍提升，得益于此，阿迪达斯造一件T恤只需7秒，特斯拉造一辆车只需17秒。而且，相比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机器成本却是边际下降的。加上人工智能的加持，机器犹如装上强大的“人脑”，收放自如。事实上，智能制造已开启了新一轮工业革命。
最后，发展智能制造已成必走一步。随着中国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智能制造的崛起，中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日、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趋势难挡，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若不发展智能制造，过去多年的制造业成果或会付之东流。
兼具效率和成本优势，智能制造或会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国家也深谙此道，在政策、资源上鼎力扶持。
虽然贸易战让国人愤慨，但事实上美国在芯片等尖端技术上依然无法撼动，且芯片并不是砸钱就能研发出来，背后是长时间的技术积累，与其硬碰，倒不如做自己能做、该做的事。
现在，中国拥有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拥有最庞大的产业链，2017年的制造业产值是美国的2.58倍，在全球占比35%。我们未必什么都能研发出，但几乎能制出所有工业品，制造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而且，也必须认识到，没有美国提供的芯片，我们很多电子产品其实是做不出来。换言之，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在于应用层面，当然核心研发层面也应该投入，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核心研发层还没到超越美国的阶段，为何不安心做好应用层面的事？
四、结语
对那些担忧中国经济前景的人，我想说，无需担心，因为我们还有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中国经济依然是星辰大海。中国过去依靠人口红利成就“Made in China”，未来将就会依靠工程师红利成就“Created in China”。
而对于投资者，我想说，智能制造也是星辰大海。过去数年，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抢风口，大量资本投入到了互联网领域。然而，今年的创业公司的阵亡名单中最多的也是互联网公司。
实际上，现下互联网的应用主要还停留在消费领域，解决的只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没有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只有生产力的提升才能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况且，随着互联网巨头地位已基本确定，以及流量红利消退，消费互联网风口已经渐渐停歇。
相反，夹杂着国家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工程师红利持续释放和立国、强国、富民之本的智能制造，才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领域。
只是，这个领域需要耐心，更需要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心。
08年金融危机施虐的时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问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何德国经济受影响较轻，默克尔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布莱尔先生。”
